国内3大创客空间诞生的故事

sunyue777

自国内首个创客空间“新车间”坐落于上海后，其他地区的创客空间也逐渐建立起来，比如说“南京创客空间”、“广州创客空间”等。相对来说，“新车间”、“柴火创客空间”和“北京创客空间”在来得早一些。作为“老同志”，它们在诞生期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新车间

曾经有一段时间，李大维从事RFID物联网的相应开发，那时最让他头疼的是找不到可以配搭的硬件。2004年以后，出自于对“造物”的痴迷，他的兴趣转向了开源硬件。

随后他家里堆放的东西越来越多，引起了妻子的不满。为了缓和这个矛盾，他萌生了创办一个创客空间的愿望，让更多志同道和的人汇聚到一起，凭着兴趣和热情共同来打造东西。

2010年底，李大维在上海的Barcamp聚会上演讲，并表示自己正在筹划建立一个创客空间。当时拥有Google工作背景的伍思力和他的妻子谢旻琳一直希望能够在上海找到一个类似于加州景山的创客空间Mountain Dojo的地方，听了李大维的演讲后，三人一拍而合，并创立了国内首个创客空间。

为什么新车间不带“创客空间”这四个字眼呢？其实新车间和“柴火”一样都是创客空间的名字，只是倘若把这四个字和“新车间”放到一起，会有点别扭（“新车间创客空间”）。考虑到“新车间”这三个字就可以让创客把它和创客空间联想到一起，他们最终决定不去特意添加这四个字。

              “新车间是上海最便宜的‘英语角’，它是一个可以自由去发挥创造的地方，把创造的快乐、创作的

            生活方式带给所有人。”——李大维

柴火创客空间

2008年7月，潘昊揣着几千块积蓄和同学的弟弟缪建国南下深圳，在一间农民房里开始生产开源硬件。不到五年的时间，Seeed Studio发展成为百人规模的公司，成为世界排名第三的开源硬件厂商。在公司平稳发展之际，潘昊也开始思考着如何更好的回馈社区，尽力把国内开源硬件的土壤培养起来。

2011年5月，潘昊首次带着几名员工来到美国参加世界创客展会Maker Faire。趁着空闲之际，他在朋友的带领下参观了美国创客教父Mitch Altman的创客空间Noisebridge，那个开放轻松、创意四射的造物环境给了他很大的冲击。相比之下，作为“硬件好莱坞”的深圳并没有类似的固定场所供创客们聚会和交流，潘昊认为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他想做出一些改变。

其实那时候，很多深圳本地创客都会私下组织一些小聚会交流，但是场地的不固定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深圳DIY社区也是其中之一。在澳洲著名黑客Mitch Davis的牵线下，这个社区的成员找到了潘昊，并表达了“希望拥有固定聚会场地”的愿望。经过一番交流之后，潘昊连同他们在公司的旧址成立了深圳首个创客空间，命名为“柴火创客空间”。

为了让这个创客空间保持中立，潘昊甚少提及Seeed Studio资助“柴火创客空间”运营费用这件事。他希望柴火能够汇聚更多领域的人才，通过不同思维方式的碰撞产生有创意的东西。

              “众人拾柴火焰高，为大家提供一个跨界交流与协作的据点，一个带着想法过来就能组队实现的

               地方。”——潘昊

北京创客空间

北京创客空间的前身是Flam ingoED A开放空间，当时是王盛林和几个朋友在宣武门附近租的一间20平米的小房子。在这里面，王盛林和他的朋友每周都会举办“工作坊”活动，一起打造3D打印机、多点触摸桌等在常人眼里是非常神秘的东西。

令人意外的是，几个人捣鼓出来的3D打印机引起了不少北京高校的注意，并向他们预定了几十台规格不同的产品，价格在六千到一万之间。经过一番商议后，他和Arduino中国创始人肖文鹏每个各自拿出5万块钱，在其他朋友的帮助下成立“创客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并把相应的场地对外开放，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创客空间。

自成立以来，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创客空间的运营资金成了最大的难题，团队成员也没拿过工资，最后一些成员选择了退出。为了让更多的关注这个创客空间，王盛林跟一些创客运动相关人士交流后，自掏家里留给自己买房的60万来举办“创客嘉年华”，非常意外地引起了中关村管委会的关注。随后北京创客空间被授予中关村创新孵化器的称号，在相应的政策帮助下，他们以比较优惠的价格搬进了中关村国际数字设计中心200平方米的办公室，并获得了很多资助器材。

现在的北京创客空间已经兼备社区与孵化的双重功能。除了每周都会举办工作坊和技术交流会外，他们还会与项目团队合作，通过分成或者股份交换的形式，为团队提供为期半年的孵化。

“我们建造一个可以制造任何东西的梦想实验室，并让全世界以创造为乐的人可以以此为生。”——王盛林

来源：雷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