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创客激情成为中国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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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由中国政府网等发起的“发现双创之星”大型主题系列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来自不同领域的多名“创客”和13个中央部委的代表坐在一起，展开了面对面的交流。创客们提出的问题可谓五花八门，涉及发改委的新科技新行业政策、教育部门是否许可学生保留学籍创业、税务部门开增值税发票程序繁复怎么办，乃至“找不到创业伙伴怎么办”等话题。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38次提到“创新”，13次提到“创业”，2次专门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随后，教育部门鼓励学生创业、科技部门鼓励科研人才创业等一系列政策陆续出台。所有这一切，核心就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蓝图，多个不同的中央部委，纷纷出台政策为创客们的创业保驾护航。

　　在现阶段，大范围给钱不现实，那就大规模给政策。在某个领域大规模给政策就意味着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例如，对创客们的提问，科技部相关负责人就解释称，在国家科技计划一直是开放的，“这几年，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开始参与地方科技计划尤其是重大专项”。这名负责人称，国家科技计划未来会有整合和改革，让更多中小企业能够参与科技计划的研发。

　　近一年国家关于互联网+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并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历史上几起重大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形成机制。发轫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瓦特改良蒸汽机为标志的。由于性格因素，瓦特这位徒工出生的“创客”很难说是一个商业模式人才，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足以让瓦特找到自己合适的定位。著名制度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著有《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讨论过这个命题。在这次创客与中央部委官员的见面活动中，科技部对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计划的回应就体现了英国当年工业革命时期对创业精神的尊重。

　　大型院校及大型机构因为其学术积累有更多创新优势，这是一个偏见。微软的比尔·盖茨是哈佛大学的肄业生，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亦非工作于科研院所。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最近的科技革命浪潮之中，对创客激情的尊重仍然是开放社会的伟大标志。换而言之，杨小凯关于英美式产科研分工合作的自由市场体制远较西班牙科层制更利于创新的结论至今没有过时，将来仍然不会过时。

　　创客们需要得到系统性尊重，我们应该停止对创客的各种歧视。倘若国家科技财政拨款更多向一线工作人员倾斜，且进一步支持创客们发展，自由市场的利润引导机制足以摧毁大科研机构的妄自尊大。以中立性的行政为特点的中央部委官员，可以在国务院关于鼓励创业的一系列政策宣示之后改变那种政策倾向于大机构的做法。当前，因为国家经济复苏客观上需要创客们的持续创新和中小企业的雨后春笋般成长，来自行政系统的偏见正在日益减少。这是一件好事。中国政府网等官方传媒组织的创客与政府官员的见面会开了个好头。

　　因为是创新，创客们是孤独的。因为其孤独，创客们必然期待彼此能交流创业的经验教训，好让自己减少各种形式的挫折，而能更接近事实上的创业成功。全社会都应该形成一个机制来让创客们能自由平等地交流。交流不仅仅是政府部门或者某官方媒体组织相关论坛，也包括创客们的自发交流，且在这种自发交流之后能形成一个持续的、有固定组织形式的机制。在这方面，政府可以为创客们提供持续探讨的专业媒体，形成特定的行业协会。

　　这一切，都应当纳入到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之中，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进而营造一个让创客们不存在担心惧怕且朝气蓬勃的创业局面。

　　如果说黑客是文化现象，威客是商业模式，创客则是一种激情。任何共同体的治理和发展，都需要创客精神。改革开放2.0版进入施工阶段后，需要各个领域的中央部门的官员们争做“改革促进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创客”。

　　让尊重创客激情成为政府行动，让企业界的创客精神引起中国的再复兴，让党政界的创客精神引领中国的再崛起。

　　中国需要创客精神。中国应当建立一个敢于创新、尊重创新的新机制，力求不同行业的不同部门彼此密切分工合作。尊重个人自由，善于将每个人、每个部门、每个行业的聪明才智转化为共同体的集体竞争力，若成为现实，必然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